本文为台湾辅仁大学中西文化研究中心资助研究项目。原题为《论中国古都文化与当代文化的融通》
中国古都学是研究我国历史上的都城的形成、发展、繁荣、萧条，或至于消失，或经过改革成为新的城市的科学。
历史上的都城，都是其当世相应的王朝或政权统治区域的政治中心，也是其时的文化中心。我国历史悠久，王朝或政权先后迭出，极为繁多，莫不皆有其都城。或绍继前代，或自创新局，皆能使之成为一时的政治中心，同时也使之成为一时的文化中心。能够成为文化中心，自是由于各方文化的荟萃。都城既荟萃各方的文化，又复以之向外传播，影响各方，相互融通，推陈出新，有所发展。时移世易，当时都城，过后皆成古都，仿佛已为陈迹。然文化源流初未稍断，仍在融通发展之中，数千年来始终一脉相承。中华文化瑰丽奇特，是自有来由的。
不佞前撰《中国古都和文化》已就古都尚为都城时的文化略事论述。今当再就其与当代文化的融通，加以董理，以见其间演变的过程与痕迹，并为今后城市的发展提供论据，俾其能显示出具有历史渊源的独特风格，卓立于当代，而且愈益发展，使其宏伟雄姿，垂之久远。虽说是探索古都文化与当代文化的融通，然为了明了其间的来龙去脉，有时候还免不了要追述既往，以便作相应的梳理。
一、由都城到古都的变迁
我国历史悠久，王朝或政权相当繁多，因而改朝换代之事，不断发生。每当改朝换代之际，对于前代都城的处理曾经有过不同的方式。大致说来，可有四种类型：一是王朝被灭，都城被毁成为废墟。商代的殷虚、西周的丰镐、秦的咸阳，西晋的洛阳、北齐的邺、陈的建康皆难免这样的浩劫。周人灭殷之后，以其地封殷后武庚。武庚以作乱为周所诛，又以其地分为邺、鄘、卫三国。
三国皆不居于殷都。殷都遂为废墟。西周为大戎所灭，丰镐则再未见诸记载。秦末项羽入关，烧毁咸阳，当年焦土迄今仍然成堆。西晋洛阳为匈奴攻破后，十六国迭相起伏，皆无再以洛阳为都的。直至北魏孝文帝时，始复居其地。北魏的都城等于重建，可知晋都残破的严重程度。北齐灭后，邺城犹为相州治所，北周未久即移相州于安阳（今河南安阳市），邺城及其邑居皆被毁废。（《周书》卷8《静帝纪》）陈为隋灭后，建康亦被平荡耕垦，夷为平地。（《隋书》卷31《地理志》）二是王朝被灭，其都城就降为地方州郡治所。东周的洛阳、西汉和王莽的长安、唐代的长安、后唐的洛阳、北宋的开封和南宋的临安，皆同此例。东周灭后，秦设三川郡，其治所就在洛阳。西汉长安本为京兆尹治所，经过王莽改制，东汉废不为都，仍为京兆尹的治所。唐代灭亡后，后梁即于长安设大安军，并以之为佑国节度使治所。后唐破灭，后晋虽仍暂居其地，然未久仍以之为河南府治所。北宋为金所灭，金人曾以张邦昌和刘豫为傀儡，先后居于开封。及废去刘豫，仍以其地为开封府，及蒙古南侵，金人始再以开封为都，其间相隔已数十年了。南宋的临安本为杭州，元人灭南宋，就仍以之为杭州路治所；三是因前朝的成规，即以旧都为新居。魏晋都于洛阳，即承东汉之旧。东晋南迁都于建康，南朝诸代即因而不改。北齐以邺为都，北周以长安为都，就是分别循东魏和西魏的故规。唐居隋后，也都于长安。后汉、后周和北宋皆是承后晋之后，相继都于开封。元人始居大都，明仅改其名为北京，清人又改北京为京师，其实皆是一地。清人虽称北京为京师，可是北京之名却仍旧沿用，并未完全废去；四是废弃前朝故都另建新都。西汉都于长安，长安与秦时咸阳，仅隔一条渭水，南北相望。西汉建都之时，咸阳已被焚为灰烬，长安实际上是另建一座新城，隋时改建长安城，旧城才被废去。新城在龙首原下，虽仍以长安为名，却并非一地。元代建立大都略同于隋时的长安。其时金人的中都尚未废去，元人就在其旁另建新都，中都的一隅也被划入大都之中。
上面所说的成为废墟的都城，大都未能复兴。殷都于秦末即已被称为殷墟，项羽曾在其地接受章邯的降附（《史记》卷7《项羽本纪》）。丰镐则迄未再为人所道及。咸阳自秦末被焚毁后，迄今尚可看到一些焦土。仅洛阳一处仍能再成为都城，那就是在北魏孝文帝的时明。邺与建康先后被废，其间相差，为时无多，建康后来还能成为地方州郡的治所，邺却再没有能够恢复起来。
邺没有能够恢复起来，有人为的原因，也有自然的因素。北周灭北齐后，不久就为隋室所代替。北周和隋都恐怕太行山再有地方势力崛起，从事反抗，故彻底摧毁邺城，不欲使之为他人所利用。按说邺能够繁荣，长期被建为都城，固然由于它是太行山东平原的重镇，也是由于东汉末年曹操的开凿白沟和利漕渠，使它具有便利的条件。邺被毁废后，渠道随即湮塞。后来隋炀帝开永济渠和白沟有相同的作用，却不再经过邺的附近，所以邺就不可能再得到恢复。迄至今日，曩时驰名一时的三台，仅铜雀台犹稍有残迹而已。与邺相似的，还有十六国时期，赫连勃勃所建立的统万城。统万城在今陕西靖边县北白城子。赫连勃勃建立统万城时，构造至为坚固。夏国灭亡后，北魏以及隋唐皆曾以之为边防重镇，北宋时逐渐为沙漠所掩没。迄今其西北隅雉堞虽犹高耸云际，城内却鲜有人迹。
建康却不是如此。隋初平荡了建康，并改设江宁县，稍后于其地置丹阳郡。据说，“丹阳旧京所在，人物本盛，小人率多商贾。君子资于官禄，市廛列肆，埒于二京，人杂五方，故俗颇相类”（《隋书》卷31《地理志》）。所谓二京，指的是长安和洛阳。平荡过的废墟，竟然能和长安、洛阳相媲美，其恢复的速度也是少有的。这没有别的原因，主要是建康东距太湖不远，素以富庶相称，而又紧濒大江，交通便利，这样富庶的因素不是人为的力量所能完全阻止的。当然，隋王朝也没有再次有何阻止的措施。这显示出建康虽不为都，然长期都城的影响，并未因旧日王朝的崩溃而泯灭无余。
那时候王朝的都城都有一定的规模，有的更是宏伟壮丽，隋唐时的长安就是如此。隋唐时的长安与汉时不同，始筑于隋时，唐代更为修整。有宫城、皇城、外郭城三大部分。唐代诗人白居易久居长安，对于长安城的街道布局曾频加称道，他一则说：“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全唐诗》卷448《登观音台望城》），再则说：“下视十二街，绿树间红尘”（《全唐诗》卷424《登乐游原》），三则说：“春风十二街，轩骑不暂停”（《全唐诗》卷424《邓鲂张彻落第》）。而且还说：“西望长安城，歌钟十二街”（《全唐诗》卷424《谕友》）。就皇城而言，与外郭城无关1。不论街道多少，在白居易看来，都是整齐秀丽。长安城迭经沧桑，迄今已非唐时的旧貌，所以白居易的诗句很久不再为人道及。可是现在西安城不断扩建，远超过于唐时宫城、皇城和外郭城的规模，棋局菜畦都已难于比拟，绿树依然，红尘渐少，春风荡漾，轩骑亦不须暂停，白居易倘若地下有知，亦当惊世界殊了。
当然，也不是所有情形都变得古今相差很大，甚至迥不相同。司马迁以一代史家，撰著《史记》，不仅见重累代，抑且流传所及，远臻域外。史公所记，实包罗万象，上自帝王之尊，下至庶民之细，皆靡所缺佚。就是长安城中的市井琐事，亦皆娓娓道及，甚至博戏、行贾、贩脂、卖浆等人亦皆能见之于笔下，并且还指出“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胜”（《史记》卷129《贷殖列传》）。这样的情景核实来说，也并非汉时长安所独有，隋唐诸代也未必不是如此。就是到现在，在隋唐长安城旧址上建立的西安，也仿佛所差无几，只是具体的人物已经不是所说的桓发、雍乐成、翁伯、张氏了。司马迁还举出其时一些人能够具有相当的产业，其收入就可与千户侯等。其中渭川的竹就是所谓产业的一种。能够在渭川有千亩竹，那就是非同小可了。就在汉代以后，只要渭川有竹，就可证明司马迁所说的并非虚谬。迄今西安城中，尚有以竹笆市为名的街道，其间犹多竹肆。也许其人虽设竹肆，而尚无千亩之竹，故未闻有能与千户侯相等的富豪。这条竹笆市的设置可以上溯到明代。明代以前未见记载，却也不能就说没有设置。就以明代而论，亦可见其源远流长了。
二、古都中的旧俗
都城被毁弃之后，就是已成废墟，在一定时期内还能具有相当的影响。那些没有沦为废墟的古都，影响可能更大，这是说习俗已成规模，并不因王朝或政权的崩溃而立时有所改观。
三代之时，商人迁殷之后，文化有很大的发展，瑰丽宏伟，为其并世各地所未有。甲骨文创自殷人，青铜器的制作亦为殷人的绝技。近年发掘周人早期居地的周原，不仅发现刻有文字的甲骨，且有制作青铜器的作坊。周灭殷后，更徙殷都百工于丰镐，这就使周初青铜器的制作更为精美，而其他手工业的产品较前也益为繁多，就是箕子所作的《洪范》，对于周初的政治和文化也不能没有影响。周人猎取殷人的许多成就后，为了易于统治殷人的故地，曾分其畿内为邶、鄘、卫三国，稍后又尽以其封卫康叔。卫与鲁并为夹辅周室的大国。汉时，班固论卫国，说是“康叔之风既歇，而纣之化犹存，故俗刚强，多豪杰侵权，薄礼恩，好生分”（《汉书》卷28《地理志》）。流风余韵是难于完全泯灭的。
西周以丰镐为都。周都之中不仅有商人的文化，就是诸侯封国的文化也杂列于其间。楚国的早期虽被视为蛮夷，然其地所产的包茅却为周王室祭礼不可或缺的物品。周人是讲究礼治的。礼仪不恭自然是难以容忍的大事，甚至因此有劳齐桓公的远征。周时诗书重于世，而诗人歌咏尤具有特色。雅颂自是王朝和诸侯的制作，而国风却间出自民间。民间之诗能被采集，为都城人士所传诵，且流传于诸侯封国之间，应该认为一时的盛事。西周初年曾大封诸侯，西周灭后，鲁、卫、郑、齐犹可略觇其旧风。其后周室凌夷，至于战国，雒邑虽仍为王室的都城，殆已失去都城所应有的地位。诸侯都城相继兴起，齐国临淄稷下的学风，鲁国曲阜洙泗之间的儒术，赵国邯郸慷慨悲歌的风气，楚国郢都曼延瑰丽的楚辞，都各有其特色，远驾于雒邑之上。虽然如此，曩昔周都所重视的礼仪，为人称道的诗书，并不因周室的凌夷而即为世人所漠视。就是当年所珍贵的鼎彝重器，迄至现在，犹为代表远古文化的瑰宝。
就西汉的都城长安来说，其地距邠、岐、丰、镐皆不甚远，这些地方都是西周时的都城。故自广义来说，长安其时也应该有些古都的味道。司马迁曾经因此说过：“公刘适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丰，武王治镐，故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穑，殖五谷，地重，重为邪”。太史公这段话写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所言自是偏重于经济方面。经济不能概括文化，论述文化，这段话就不免有点一面之辞，难得概括全体。班固也曾论述过长安。班固之时，都城已迁往洛阳，故所论述的应该是古都长安。班固说：“汉兴，立都长安，徙齐诸田、楚昭、屈、景及诸功臣家于长陵，后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赀富人及豪杰并兼之家于诸陵，益亦以强干弱支，非独为奉山园也。是故五方杂厝，风俗不纯，其世家则好礼文，富人则商贾力利，豪杰则游侠通奸。濒南山，近夏阳，多阻险轻薄，易为盗贼，常为天下剧，又郡国辐凑，浮食者多，民去本就末，列侯贵人车服僭上，众庶放效，羞不相及，嫁娶尤崇侈，送死过度”（《汉书》卷28《地理志》）。所说的应该都是西汉时的故事。东汉因于西汉之旧，典章制度很少改革，因而东汉时的长安和西汉亦应大致仿佛。虽然已是古都，当年规模似未多所改动。
《隋书·地理志》也曾论述过长安的风俗。它说：“京兆王都所在，俗具五方，人物混淆，华戎杂错。去农从商，争朝夕之利，游手为事，竞锥刀之末。贵者崇侈靡，贼者薄仁义，豪强者纵横，贫窭者窘蹙。桴鼓屡惊，盗贼不禁，此乃古今之所同焉”。隋氏建立的王朝，上距西汉的崩溃，约有570余年，这中间还有几个政权在长安建都。可是《隋书·地理志》所说竟和《汉书·地理志》相仿佛。如果说其间还应有差别，那就是“华戎杂错”了。西汉时的长安，城外使人的居住也有规定的街道。超出范围，可能是不会被允许的。至于“华戎杂错”，那更是说不上了。《隋书·地理志》所说的这一点是不错的。十六国时期，匈奴、氐、羌诸族都曾经在长安建过都，这样一些政权的历年都相当短暂，可是随它们迁来的民族不会都完全离去，因而“华戎杂错”也是难免的。就是迁来这些戎人，也不断在华化过程中，也许绝大部分都已华化，说不上有若何的差别。除过这一点以外，隋时的长安和汉时的长安几乎都是相似的。
《隋书·地理志》在论述长安的旧俗以后，添了一句：“此乃古今之所同焉”。这句话说得很是中肯。不仅长安如此，其他一些古都大致也相仿佛。洛阳与长安相去不远，都长期作过都城。《汉书·地理志》论洛阳的旧俗说：“周人之失，巧伪趋利，贵财贱义，高富下贫，喜为商贾，不好仕官”。《隋书·地理志》论述洛阳，先指出：“洛阳得土之中，赋贡所均，故周公作洛，此焉攸在。其俗尚商贾，机巧成俗”。接着就援引《汉书·地理志》的话说：“周人之失，巧伪趋利，贱义贵财”，并且还加了一句：“此亦自古然也”。其实不仅长安和洛阳如此，江左的建康也是一样的。前面说过：隋灭陈之后，随即平荡了建康城，但未久就又恢复旧规。《隋书·地理志》说：“其人本并习战，号为天下精兵，俗以五月五日为斗力之戏，各料敌强弱，事类讲武”。看来这还是承袭着秦汉以来的旧俗。《汉书·地理志》就曾说过：“吴越之后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隋书·地理志》所说只是较《汉书·地理志》更为具体而已。长安、洛阳、建康皆是如此，其他古都当也皆然，至少也应差相仿佛。按之常理，事物经常在变化之中，都城的习俗也应经常有所变化，都城成为古都也难得不发生变化。但如《隋书·地理志》所说，即使有所变化，也不是很大的。《隋书·地理志》谓洛阳之俗沿商贾。这样的论述就在今天来说，也还是恰当的。洛阳人在这方面确实有其才能。而这样才能的渊源竟可追溯数千年之前。这已可说明：中华文化自来是前后相承，一直保留其本来特殊的因素，不为外力所冲乱。正是由于有这样的特殊的因素，数千年来，始终屹立于世界，而且愈加发扬光大，永无底止。古都中所显现的，只是其中一个例证而已。
三、太学、国子监和儒家学术
自来论都城中的文化，儒学之士和能文之家皆受到重视。《史记》首先为儒林立传，《汉书》继之，搜罗更广。《后汉书》更为文苑立传，自后诸史率多因循，未曾稍替。仿佛一脉相承，未稍间断。这些儒学之士和能文之家中绝大部分皆曾往来于其当时的都城，为都城文化添上许多异彩。这样的文化还可往前推溯。今安阳殷墟附近，有地名为演易坊。据说是西伯，也就是后来的周文王，为殷纣所拘，推演《周易》的地方。《周易》为以后所说的六经之首，素为儒家必治的学问，可见其渊源所自，在都城中早已居有一定的地位。
儒家之学始自孔子。孔子为鲁人，春秋末季讲学于洙泗之间，为一时显学。汉武帝时始立于学官。这是说儒家在以前也和其他各家一样是私家授徒，这时才在都城之中王朝所立的学校里正式开设课程。本来我国的教育事业起源很早，《周礼》大司徒属下就有师氏、保氏，各以所司教育国子。《大戴礼·保傅》篇中，更有太学的记载。汉武帝所立的学官，当为太学。其后或称国子学，或者两者兼立，皆设于都城之中，为国家的最高学府。儒家之学立于学官，其他学科自仍在讲授之列。不过儒家之学一直占着主要的地位。
隋炀帝时改国子学为国子监（《隋书》卷28《百官志》），自后各代皆因其制。唐时国子监遗址尚可稽考，乃设在长安外郭城朱雀门街东第二街自北向南第一坊务本坊内（宋敏求：《长安志》卷7《外郭城》）。其地近朱雀门，朱雀门内即为皇城，唐朝政府诸机构皆在其中，和国子监的往来比较方便。唐代后期所刻的开成石经就立于国子监中（《唐两京城坊考》卷2《西京·外郭城》），迄今犹在西安碑林博物馆中。今北京城内亦有国子监，始建于元时，历明清两代，今仍伫立于安定门内。
以前一些王朝或政权为了宏扬儒术，先后刻有石经。石经的刊刻始于东汉灵帝熹平年间，即所谓《熹平石经》。其后曹魏齐王芳正始年间和唐文宗开成年间皆有刻制，即所谓《正始石经》和《开成石经》。再以后还有后蜀孟昶时刻的《蜀石经》，北宋仁宗时刻的《嘉祐石经），南宋高宗时所刻的《南宋石经》，还有清乾隆时所刻的《清石经》。所刻的石经自是列于其时的都城之中。今《开成石经》如上所说，仍伫立于西安。《清石经》尚存于北京，其余皆残缺不全。
设立学校是历来王朝发展教育的要政，而儒家学术亦自有其精萃独立的特点。由于都能在都城之中居有适当的位置，是会不断发扬光大的。王朝虽有兴废，都城虽有改易，但国子监和太学却还一直延续下来，儒家学术也能有所依附，不断发展。直至清代末年，始建京师大学堂，代替了以前的国子监，前后名称不同，古今文化通融的过程，却仍然历历可观。再到后来，北京的高等学校已不复限于一所，就是其他较大的古都，学校已都相继林立，显示古都的文化有长足的发展。京师大学堂初创之时，儒家学术固仍居有主要地位。其后各科并建，儒家学术仿佛显得消沉，但作为独立的学科，在社会上依然具有影响力量，在古都之中仍有其适当的地位，治此学的大家还是不断有名于世的。
唐代初年于国子监内立孔子庙，各州郡亦同时设立（《大唐六典》卷6《礼部尚书》， 《旧唐书》卷24《礼仪志》）。此后历朝皆相继沿袭，未再更改。迄至现在，各地的孔庙尚多依旧保存，古都所在也都未为例外。特别是设于北京安定门内国子监的孔子庙，自元成宗大德年间创建以来，历明清两代皆有增葺，其中尚保存有若干礼器。以前在丁祭时仍按谱演奏，后来丁祭不再举行，乐器也就置而不用了。北京以外其他古都的孔庙，也有改作别用的，如辟为博物馆之类。虽与往昔规模不同，但有此旧典对于儒术的发扬，还是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的。
四、关西尚武精神与长安文化
秦汉时期有一句流行的俗谚，说是“关东出相，关西出将”，或者说是“山东出相，山西出将”。所谓关乃是指的函谷关，所谓山乃是指的崤山。崤山在今河南灵宝县，函谷关就在崤山之侧，因而所说是一样的。这句俗谚是说当时国内东西之间的差异，也就是崇文和尚武的差异。这虽是地区之间的差异，也必然会反映到都城中来。
尚武是习于鞍马骑射，崇文则是讲经治学。远在战国之时，百家并起，好鲁儒学所被渐广，洙泗之间弦歌因而不辍，及汉武帝尊崇儒术，向学之风更盛极一时，遍于函谷关或崤山以东各地。儒学有成往往能取得高位，甚至可至卿相，因而社会上就流传着关东出相或山东出相的俗谚，以之与关西或山西的出将相媲美。由于儒学的发展，逐渐冲破崤山和函谷关这样的东西分界。《汉书·儒林传》所载的儒生，虽绝大部分都是隶籍关东，可是崤山以西也并不是就没有好学之士。平陵士孙张以治《易》，吴章、张山拊、李寻、郑宽中、涂恽以治《书》，重泉王吉亦以治《书》，皆能侧身与关东诸儒同列。平陵在今陕西咸阳市西北，重泉在今陕西蒲城县东，固皆在崤函之西也。
到了东汉，儒术所被更广。几已遍及关西各处。东汉初年，华阴杨震以治尚书，明经博览，无不穷究，被诸儒尊称为关西孔子（《后汉书》卷54《杨震传》）。其后茂陵马融，以世之通儒，所施养的诸生，常以千数。其授徒时，常坐高堂，施绛纱帐，就为当世所称道（《后汉书》卷60《马融传》）。今陕西扶风县南绛帐镇，为陇海铁路的一站，据说就是马融当年的授徒处。而有凉州三明之称的皇甫规和张奂，皆以武功彪炳，名重一时（凉州三明后文将另行叙及），却皆研经重道，与儒师并称。皇甫规所著有赋铭碑赞祷文吊章表教令书檄笺记，凡27篇。据说还有文集5卷（《后汉书》卷65《皇甫规传》）。张奂曾经养徒千人，著《尚书记难》30余万言（《后汉书》卷65《张奂传》）。如果仅凭这样的著作，就很难想像这两位原来却是驰聘鞍马、转战万里的将军。皇甫视为朝那人。朝那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州固原县东南，张奂的故居在今甘肃安西县西。皇甫规所居还在六盘山东，张奂的家乡却已在凉州的最西端，近于国门了。东汉时，凉州及关中还以位于崤函之西的缘故，出了一些将军，仍能称得起“关西出将”。至于“关东出相”，就难以崤函来概括了。
这里所说的出将因而就只限于关西，关东之人是不容谈到的。秦汉时期的将帅籍贯，以六郡为多。所谓六郡乃是陇西（治所在今甘肃临洮县）、天水（治所在今甘肃通渭县）、安定（治所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县）、北地（治所在今甘肃环县南）、上郡（治所在今陕西榆林县南）、西河（治所在今内蒙古准格旗西南）（《汉书》卷28《地理志》）。用现在的地理来说，就是陇东、宁南和陕北。为什么能够形成这样的风气？据汉时人的解释，说是这些地方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汉书》卷28《地理志》）。这样的解释是有一定的道理的。秦汉以前的猃狁、昆戎，秦汉时期的匈奴，都曾经不断南下侵扰，当地的人为了自卫，不能不崇尚武力。这里向来又是著名的产马地区，因而鞍马射猎自然就成为风气。长安附近，周秦以来就是建都的所在，在这些游牧民族的压力下，都城也不能不重视防御侵扰。秦汉时期这里形成尚武风气，是有来由的，而且也在都城之中有所显现。其中有些人就是自幼生长在都城的附近。秦时的将军王翦就是频阳人，白起也是郿县人（《汉书》卷6《赵充国辛庆忌传赞》）。频阳在今陕西富平县，郿县就是今陕西眉县。分别在秦都咸阳的东西，相距并不很远。西汉时的将军苏建及出使匈奴的苏武父子，又皆是杜陵人（《汉书》卷54《苏建传》）。杜陵在今陕西长安县东北，距西汉都城仅有三四十里，可以说是近郊了。这几位将军都是关西人物，他们在都城中的影响，应该是不言而喻的。
东汉迁都洛阳，长安就退而为古都。东汉初年，称雄河西的窦融及其侄窦固，曾孙窦宪，皆为平陵人。平陵就在今陕西咸阳市西北。窦固、窦宪皆曾远征匈奴，窦宪的功勋尤为巨大，且曾勒铭干燕然山上，彪炳武功。燕然山据说就是现在的杭爱山，已远在蒙古境内。以伏波将军见誉于当时和后世的马援以及立功西域的班超，又皆是茂陵人（《后汉书》卷24《马援传》，又卷47《班超传》）。茂陵在今陕西兴平县东北，其距长安的路程较远于平陵，却还在长安的近旁，可见都城虽已他迁，其流风余韵却并未因之稍稍消失。前面所说的凉州三明，为朝那（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县东南）皇甫规、酒泉（当作渊泉，今甘肃安西县东）张奂，再加上姑藏（今甘肃武威县）殷颍（皇甫规字威明、张奂字然明，殷颍字纪明，故云），当时都城已在洛阳，故三明的功绩都显现于洛阳，和长安的关系并不很大。两汉时有一条规定，说是边民不能迁徙到内地来。张奂由于立了很大的军功，可以破例内迁，被允许迁到华阴。华阴就是今陕西华阴县，当时华阴隶属弘农郡。弘农郡治所在今河南灵宝县，不隶属长安所在的京兆尹，不过距长安还不是很远，而且就在崤函之西。张奂的迁徙虽说是他一家的私事，可是这样一位具有尚武精神的人物迁到长安的附近，就不能对于长安风尚没有若何影响。
长安到了隋唐时期又复建为都城。隋唐长安与汉时长安虽非一处，相距却在咫尺之间。唐继隋后建立的王朝得力于关陇集团。这是近人的论断，验诸两《唐书》的纪传，也是确有所本。所谓关陇集团，就是唐初建树功勋的将军们，都是籍隶关中和陇上，因而就有了这样的称谓。这是西魏北周以及隋代所蕴聚的地方武力，也是和秦汉时期的关西名将相仿佛的出身途径。唐初上距秦汉已有数百年之久。在这悠久的时间时里，尚武精神一直都在蕴聚之中，不大为人所知，至于唐初才具体显示出来。
关陇集团的形成和显示其力量的所在，只是唐代初年事，与后来无关。但形势并没有很大的变化。唐时边庭将帅有些是出于周边各族，但籍隶于关西的仍是大有人在。唐代前期府兵的驻地，以关内道最为繁多，计有261府，超过全国总府数634的1/3（《新唐书》卷50《兵志》）。长安城周更为特殊，亦有131府（《新唐书》卷37《地理志》）。府兵是来自全国各地，出身于关内道的应该独居前列，这就使关西尚武之风历久不坠。其后府兵改为彍骑，彍骑12万人，京兆彍骑独居6600人（《新唐书》卷50《兵志》），亦为其他各地所少有。安史之乱时及其以后较长的一段时期，维护李唐社稷的还是有赖于朔方军以及与朔方军有渊源瓜葛的将帅。朔方军本来驻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县，也就是当时的灵州。唐代后期，郭子仪、李晟犹先后为一代名将。郭子仪就是出身于朔方军中。郭子仪为华州华县人（《旧唐书》卷120《郭子仪传》作华州华县人，《新唐书》第137《郭子仪传》同，《新唐书》卷74上《宰相世系表》，谓郭氏曾自太原徙华阴，华阴即在华县之东），华县今犹为陕西华县。华县在长安之东，这和秦时三班的籍隶频阳，白起的籍隶郿县相仿佛。李晟为陇右临潭人。临潭今仍为甘肃临潭县，已在洮河中游2。则郭李二人皆是籍隶关陇地区，堪为当地尚武风气的标志。
杜甫在长安时，曾赋写过一篇《兵车行》。其诗有句说：“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况复秦兵耐苦战，被驱不异犬与鸡！”钱谦益为之作解释，指出这是反对当时远征南诏之作。并说：“此诗序南征之苦，设为役夫问答之词。君不闻以下，言征戍之苦，海内驿骚，不独南征一役为然”（《全唐诗》卷216）。因为序南征之苦，故言及“被驱不异犬与鸡”。诚如钱谦益所说的，征戍之苦，不独南征一役为然。却也不一定就以唐初以来为限。这里所说的秦兵耐苦战，是应该远溯到更远的前代。秦汉隋唐时期，关陇的尚武风气和耐苦战的秦兵，固可以在长安显示出来，就在其他王朝或政权时期，仍然在这一古都有所显现。就是到了当今之世，也不是就隐伏不见，更不要说泯灭无余了。当然显现的方式并不一定就表现在征戍之中。以这样的尚武风气，同样是会取得相当成就的。
五、南北之间不同的习尚在都城中的显现
像秦汉隋唐这样东西之间不同的习尚显现在都城之中的现象，在以后是少见了。在都城之中所显现的南北之间不同的习尚，却还是屡见不鲜。远在春秋战国之时，南北之间不同的习尚已经有所显现，最早是显现于楚国故地和其它各地之间。楚国尚文辞，故屈宋撰述享誉累代，中原的15国风虽见重于西周春秋之世，流风余韵逐渐不畅。儒家之学固仍以诗书并重，较之楚辞，就不免显得质朴。汉高帝以楚人得天下，故楚语、楚歌以至楚舞皆为都城中所谙习。迄至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楚辞仍有其优越的位置。这样南北不同的习尚，武帝以后已逐渐泯没，不如东西不同的习尚受人重视。
这种不同的习尚因时而有变化，南北朝时又形成另一种局面。南北朝时的南北对立夹杂有民族的因素，却也显示出其间文化的差别。其时史家撰著，互相排黜，南谓北为“索虏”，北谓南为“岛夷”。称为“索虏”，是因为鲜卑习俗辫发，与南人不同。称为“岛夷”则是因为东南际海，土地卑下，仿佛居于岛中（《资治通鉴》卷69《魏纪一》）。这固然含有民族间的偏见，也显示南北文化的差别。其实这不是史家的贬辞，社会上也是以此互相诋斥。自永嘉乱离之后，中原人士大率渡江而南，由于北方沦为游牧民族角逐的场所。遂谓其地为荒中，其人为沦人。刘宋时的杜骥，本是京兆杜陵（今陕西省长安县东北）的世家，以南渡不早，便被目为荒伦（《宋书》卷65《杜骥传》）。而北人称南人，不云蛮楚（《魏书》卷19《南安王桢传人附子英传》），即曰淮楚（《魏书》卷21《彭城王勰传》）。这样的称谓多见于都城之中，正显示都城之中杂有南北不同的文化。洛阳城中的归正里，民间号为吴儿坊。南来投化者多居其中。其市中所卖口味，多是水族（《洛阳伽蓝记》卷2《景宁寺》），吴只好品茗，隐然成洛阳的一种风气（《洛阳伽蓝记》卷3《报德寺》）。由于洛阳“礼仪富盛，人物殷盛”（《洛阳伽蓝记》卷2《景宁寺》），南风虽亦不绝，到底还是不竞。
南朝以建康为都，与北朝相对。健康作为都城，远起于孙吴之世，其时尚称建业，东晋始以建康相称。孙吴雄踞江东，与曹魏、蜀汉共成鼎足形势。建康城中所显示者仅为江东的文化。左太思所撰的《吴都赋》，其所叙列与其魏、蜀两都赋迥然不同。可是到了东晋偏安江左之际，北方世家随之流徙而至，建康城中，中原风物遂掩盖了江东旧规。为时稍久，由于与中原隔绝，建康的“小作冠帽，短制衣裳”，已和洛阳的褒衣博带大异其趣（《洛阳伽蓝记》卷2《景宁寺》）。
南北之间不同的习尚，在唐代中叶安史之乱以后又复显露端倪。宋时就已相当明显，其后各代更未能有所逆转。追溯这样南北之间的不同习尚，还须由秦汉之时的关东出相说起。秦汉之时关东能够出相，固然是由于洙泗之间和邹鲁等地的儒风远被，也由于关东各处的较为富庶，故儒生得以习礼讲经，得为世用，中间虽经丧乱，还能赓续前业。魏晋以后，江左经济不断发展，较前大有不同。及唐代中叶安史之乱起，中原板荡，生民涂炭，讲经问学，殊属不易。才智之士多渡江淮，避地南服，促成江左文化的发展，3故后来到北宋时都城中就显得南方人物较前为多，也显得南北之间有了不同的习尚。这种不同习尚历明清诸代仍时时显现于其都城之中。
话虽如此，宋初一些有关文献的记载，难免引人滋疑，似宜略事申辨。
北宋初年自开国时起，中枢择相大抵皆是北人，南人殆难稍沾余沥。宋真宗欲以王钦若为相。以问王旦，王旦回答说：“臣见祖宗朝未曾有南人当国者，虽古称立贤无方，然须贤士乃可。臣为宰相，不敢沮抑人，此亦公议也”。迟至王旦殁后，王钦若始得为相（《宋史》卷282《王旦传》）。王钦若为临江军新喻（今江西新余县）人，故王旦云然。也就是在真宗朝，晏殊以神童被荐，与进士千余人同应廷试，据说晏殊当时神气不慑，援笔立成，很受真宗的嘉赏，得赐同进士出身。晏殊为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市）人，所以当时的宰相寇准就说：“殊，江外人”。这是说，晏殊是南人，不应该得到这样的厚遇。可是真宗却说：“张九龄难道不是江外人”？因而就确定下来（《宋史》卷311《晏殊传》）。这两宗事皆发生在真宗朝，应该说，这时是北宋中枢用人的转折点。自此以后，南人入中枢为相的，陆续不断。神宗时，王安石也是以南人为相，促成变法，更是特殊的事例。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有人解释，这是南北两方经济荣枯的差异和文风盛衰的不同有以促成的。也就是说由于南方经济的发达，文风的昌盛，人才辈出，因而在政治上不时显露头角，遂使北人认为这样似非国家前途之福。这样说来，必然会引伸出这样的结论：这只是些权利之争，无关立国的宏旨。也就是说，北人担心南人掠夺其既得的高位，故以此说相遏制。不过就王旦、寇准以及后来司马光诸人看来，其心地还不至于这样的狭窄。这样的说法与实际情形难得符合。
从北宋开国以来的往事看来，不以南人为宰相也不是没有缘由的。北宋承五代之后，以中原为基础建立帝业，当时称王称霸堪与宋室抗衡的诸国，皆在南方，在黄河以北的只有太行山西的北汉。这就不能不使他们多有一番顾虑，对南人不敢轻易放下心来。到宋真宗时，传世已经两代，历年也已40余载，防范的心思就可能稍稍松驰下来。当时有才华的也并非就由王钦若和晏殊才开始表现出来，如果帝王没有放下心来，再有才华恐怕也难于高居相位。这样说来，当时南北的差异只能是政治上的插曲，无关乎习尚的不同。
还有一个插曲发生在元代中叶，也就是在元成宗和顺帝之间的一段时间里。元时分其统治下之人为四等。蒙古自是居于第一位，色目人，即包括西域各部族之人居于第二位，汉人即原来全国统治的地区的人居于第三位，最下者为南人，即原来南宋统治下的人。其实汉人和南人本来都是相同的，只是受元朝统治有先后之分，因而被分开而成为两部分，其所受的待遇也就相应的彼此不同。作为被统治者，汉人南人皆不得为正官。汉人由于受统治较久，还得入台省为官。元初，南人间有和汉人一样，也得入台省为官。元成宗时，这条入仕的路途即被隔绝，和汉人显然不同。直至顺帝时，始得重新和元代初年一样，稍稍泯灭其间的畛域。
为什么也有这样的差异？这应该和北宋初年南人不得为相有略相仿佛的道理。就是原来全国统治地区的人入元的时期较久，可以对之稍稍放心，不虑反抗。而南人入元时期较迟，难保其能甘心接受新朝的统治。元代初年，兵力正在强盛之时，整个南宋土地都被占领，南宋君后俯首归降，即使有人图谋反抗，兵力所至，即可扑灭，故还能放开一条生路，使之稍沾雨露。成宗之时所以有此规定，想见其兵力已有所衰敝，故不能不加紧控制。至于顺帝，南人之受统治已七八十年，可能与以前的汉人相同，故又得以恢复其初年的制度。
这里所说的宋元两事，皆在都城中显现出来，不过这和不同地区的习尚还不尽相同，不能尽归一律。因为论述不同地区的习尚在都城中的显现，顺便提及，以免彼此相混，转生是非。
作者简介：史念海，生于1912年，1936年毕业于辅仁大学。现任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暨唐史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古都学会会长。发表论文百余篇，出版《中国历史地理纲要》、《河山集》1至6集等论著12部。
中国古都学会先后在北京、南京、洛阳、开封、杭州、安阳、大同、银川、江陵、曲阜、偃师、新郑、徐州、莒县、赤峰、成都、太原、郑州、杭州等古都城市召开了22次大规模的学术年会，每次会后均编辑出版有连续出版物《中国古都研究》，宣传会议的学术成果。每年还定期地组织小型的关于古都文化的专题研讨会。
中国古都学会除了接纳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以外，还积极吸收各地城市规划、地方史志、文物考古、园林旅游等部门有志古都文化的研究者。2005年底会员发展到568名，西安、北京、洛阳、南京等27个古都城市先后成立了自己的古都学会，也成为中国古都学会的团体会员，壮大了中国古都学的研究队伍，使中国古都学会成为在国内外具有较大影响的全国性学术团体。
《中国古都研究》现已出版20辑，21、22两辑已经编校完成，有望年内出版发行；其主要栏目有中国古都学理论、古都的选址与建立、古都城市布局及其发展、古都城市的地位与影响、古都文化的现代继承与发扬。2006年被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选为2005年度CSSCI来源集刊。
“八大古都”的由来
主持人：中国古代都城的特点有哪些？
侯甬坚：总结来说，中国古都的特点在于以下几点：（1）城池高大，占地面积广，城市空间广阔，各种物质和人口的可容纳量很大。（2）皇帝常住，周围有大量的官僚阶层和护卫军队，形成极其明显的城市消费集团。（3）都城依靠城外不同地域供应日常消费物质，城市本身的生产性欠缺，商业活动成为主要生产特征，市场往往就设在城内外各色人等交易方便的地方。（4）皇帝、百官和百姓同住一城，城市社会生活极其丰富，富有充满时代和地域特征的娱乐文化。（5）墙体、护城河和守军等多种防御设施并存，所发挥的军事防御作用较为明显。
主持人：朱士光老师的《中国八大古都》在汉唐、万邦等书店里已经上架，据说销量还不错。李老师，您能不能介绍一下“八大古都”说法的由来？或者说这种说法的科学依据是什么？
李令福：上世纪20年代西安、洛阳、北京、南京和开封并列，被学界称作“五大古都”。到了30年代，又有学者将吴越、南宋的都城杭州加入，合称为“六大古都”。此后两说并存，1976年台湾学生书店出版的王恢先生大作《中国历史地理》，第一编就是“五大古都”用的是前说；1983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六大古都》，由陈桥驿先生主编，持的是后说。1982年，著名历史地理学者谭其骧教授撰文指出，安阳作为殷墟及曹魏等邺都所在，在中国历史上地位重要，论述中国古都应七大古都并举。经过多年的讨论，1988年在安阳召开的中国古都学会年会上，“安阳作为中国七大古都之一”得到学术界公认。1991年，陈桥驿先生主编出版《中国七大古都》。
在1993年8月召开的郑州商城与殷商文明国际研讨会上，国内外30多位知名专家就联名签字，倡议把郑州列为中国八大古都之一。2003年11月，在北京召开的郑州商都3600年学术座谈会上，20多位全国著名学者又联名倡议，将郑州列入中国八大古都。2004年11月，在“郑州商都3600年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古都学会2004年年会”上，这个倡议通过众多与会专家学者的讨论，成为共识。2007年2月，朱老师主编的《中国八大古都》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由中国七大古都到中国八大古都的发展，是中国古都学与考古学、先秦史学等学科研究的新进展，是中国古都研究不断深入的结果。
主持人：西安（长安）是世界“四大古都”之一，在我国古都中具有很大的代表性。请问，西安（长安）为何是中国境内、迄今为止建都时间最长的古都？
侯甬坚：迄今为止，西安的确还是中国境内建都时间最长的古代都城所在。其原因在于中国的古代历史绵长，而在那一长段时间里，由于旧大陆的欧亚世界之间相互联系的需要，以及古代中国范围内关中地区所处的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周秦汉隋唐王朝以及其它一些分裂时期的政权选择了这里，致使各个朝代连接起来的都城史长达千年之久。北宋以后的朝代或都开封，或都杭州，或都南京，或都北京，换来换去，到现在为止，仍没有出现超过西安地区建都时间的其它地区（城市）。
郑州跻身“大古都”之列
主持人：史念海先生在《中国古都和文化》中提出“七大古都”基本上是稳定的说法，以后可能“不会增益”。现在古都学会肯定郑州市的古都事实，请问，肯定郑州是第八大古都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
李令福：随着考古的发现，中国大古都的数量不是一成不变的。肯定郑州第八大古都的决定性因素，是郑州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的地位特别重要：第一，郑州曾经作过全国性一统王朝夏与商的都城。登封有文献所在的“禹都阳城”、新密新寨遗址据说也发掘出夏代早期的都城。根据考古发现，邹衡先生提出的郑州商城为商汤所建之都的学术观点，逐渐得到大家的认可。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根据最新考古资料也肯定了这一观点。第二，在中国历史的早期发展阶段起过特殊的作用，作为夏、商两大王朝早期的都城，郑州成为华夏文明的起源中心地，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可谓得天独厚。郑州商城作为商代早期建立的一座都城，至今已有3600年历史，其建筑规模之大，规划布局之严整，文化内涵之丰富，堪称当时世界之最。当然，这个观点由严格的考古发现支撑。第三，以新郑郑韩故城为代表，郑州市域范围内存在着一个数量众多的古代都城群体。有人统计西周至春秋战国时代的诸侯建都于郑州者已经超过20个。第四，郑州作为古都的时间较长，够大古都的资格。学界认为，将商都180年加上郑韩之都175年，认为郑州大古都的积年为355年。第五，郑州商城是商王朝早期的首都，而郑州是河南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两者在区域上的重合在中国古都发展史上具有特殊地位。3600年前选择的都城地址与今天城市完全重合。目前，作为中国八大古都之一的郑州市已经成功地加入“世界历史都市联盟”，为郑州市走向国际城市舞台开通了光明路途。
这里所说的郑州是一个区域的概念，除了包括郑州市区以外，还包括今郑州市所管辖的市县范围，这是因为一个政权政治中心的选择首先是个区域概念。比如西安也是包括周的丰镐、秦的咸阳与汉唐长安城四大古代都市的，而秦都咸阳的主体更逸出了今西安市所辖范围，但我们仍然认为它属于古都长安城市发展链条上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因为它兴起与发展的地理基础并没有大的改变。
古都文化对现代城市建设的指导意义
主持人：什么是古都文化？它对现代城市建设具有哪些指导意义？
朱士光：历史上历代列国都是以自己的都城作为中心区域创造出代表一个时代或一个国家所辖区域的最高水平的文化，这些古都文化不仅在当时是支撑各该王朝与政权得以存在和延续的内在精神支柱，也是构成国都以至全国繁华兴盛的重要因素。古都文化具有强劲的空间辐射力与时间穿透力，不仅对古都所在地区当今的社会生活仍具影响作用，甚至对周围地区乃至域外，也有很大的影响。可以说，古都文化浓缩了中华文化之精髓，深入到中华文化之核心，也渗透进中华文化的方方面面。中国古都文化研究与中华文化研究二者之间密不可分，且互相促进。古都文化研究在当前之文化建设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与作用。
古都文化除上述学术与文化方面的意义外，还在以下两方面实际工作中具有重要意义：其一，可促进古都所在城市，在进行现代化建设中，彰显自身的历史文化内涵与个性特色。当前，我国的城市现代化建设中出现“千城一面”的建筑现象，这既泯灭了历史文化传统，也与营建文化氛围与外部形象不利，连带着影响到对外宣传和经济发展。其二，可推进我国古都文化旅游。我国古都旅游资源，不仅数量多，分布广，而且还具有旅游功能的多样性及其历史文化内涵具有深刻的教化功能等特征，是一个很具魅力与吸引力的旅游门类，值得大力发展。亟待我们通过深入开展古都文化研究，积极加以开发与推进。
主持人：在当前正蓬勃兴起的城市现代化建设与日益活跃的旅游产业中，如何既充分发挥古都历史文化内涵之应用功能，又能使这些珍贵的古都历史文化资源得到认真保护，得以永续利用？
朱士光：根据以往之教训与当今国内外一些古都所在城市的一些相关的成功经验，可通过下述的一些措施与途径来解决：首先，要提高古都所在城市领导干部与广大市民的文化素质，使之树立自觉保护古都遗迹遗物及无形的古都历史文化资源的意识，并努力贯彻在自己的工作与生活方式中。其次，在城市建设与旅游等实际工作中，通过科学规划、严格管理，使古都遗迹遗物与古都外貌免除损毁破坏。再次，需通过地方立法，使严格保护古都遗迹遗物与古都外貌，合理开发利用古都文化资源纳入法制化轨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