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起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原书风”是书法进入新时期以来第一个有着广泛影响的艺术现象。当时，书法艺术在经过三十多年的沉寂之后又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中国文化传统的惯性和巨大张力使得人们对于书法艺术的热情依然不减。然而经过一代人的冷落，人们对于书法技巧的把握和风格的构建已经显得力不从心。而在当时的河南省，凝聚了一批书家，从硕果仅存的老一代书家手中接过书法艺术的衣钵，以厚重的中原文化为依托，以取法篆隶、北碑和王铎等雄强拙厚的书风为共同旨趣，率先形成颇具流派特色的地域书风。八十年代河南举办的中原书法大赛、墨海弄潮展、河南书法周等活动，在全国书法界引起了巨大反响，被称为“中原书风”。中原书风当时在书坛产生了广泛影响，研习篆隶，取法王铎，追求雄强博大的艺术风格成为一时风尚。

经过30多年的发展，当代书坛已越来越成熟，历史上的各种风格流派、艺术思想纷纷被激活，书坛日益呈现百花齐放的局面。然而人们并没有忘记中原书风在当代书法复兴过程中引领风气的意义和贡献，更没有否定雄强博大书风的价值。时至今日，中原书风仍然是新时期以来唯一以地域命名的书法风格流派，她仍然在影响着年轻一代的学书者。中原书风不是仅仅停留在人们的记忆里，而是仍然活跃于当代的书坛上。因此，今天我们来重新审视中原书风，就无疑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和巨大的现实意义。

一、中原书风形成的历史背景

中原书风的形成，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

首先，中原书风形成于河南，河南是中华文明发源的核心地区之一，有着极为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中国文字作为书法艺术的重要基础，其发源、进化、完善、成熟的漫长过程大体上是在以河南为中心的区域进行的。因此，河南有着数量极其庞大的早期文字和书法遗存。在河南成长的书家从小耳濡目染，受到这些书法遗存的影响和浸润，因此，有着与生俱来的雄强质朴、厚重稚拙的风格基因。河南书家取法篆隶、甲骨、魏碑、章草者数量既多，对于其中质朴拙重精神的领悟也较为准确而深刻，这是形成中原书风非常重要的历史和地域因素。

其次，纵观近代书法史，自清代中叶开始，碑学兴起，并逐渐在书坛占据主导地位。碑学的盛行，打破了一千多年来帖学的一统天下，为书坛注入了新的活力。从而出现了多元并存的格局。近百年的书法史，总的来看是碑派勃兴而大家辈出，帖学式微且成就不彰。帖派大家仅有沈尹默、白蕉、潘伯鹰、谢无量等寥寥数人而已，而碑派大家，自赵之谦、康有为算起，下及吴昌硕、沈曾植、曾农髯、李瑞清、于右任、沙孟海、李叔同、萧悦庵、林散之等等，不胜枚举。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进入改革开放，书法复兴，书坛硕果仅存的前辈大家也多是碑派耆宿。当时河南在张海的主持下，曾延请全国老书家来豫传道授业，如费新我、王学仲、沙曼翁等人，也都是碑派书家。也就是说，河南书法在崛起之时，接受的也主要是碑派的艺术遗产。所以中原书家取法篆隶、北碑，走雄强质朴的艺术道路是自然而然的。

第三，新时期以来，书法的交流传播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展览比赛这种崭新的形式风靡一时，成为书界交流传播的主要方式，打破了书法仅以手札等小幅形式供人案头把玩的旧格局。展厅交流需要大幅的作品与之相适应，从而为追求雄浑博大艺术风格的中原书风提供了纵横驰骋的广阔空间。中原书风具有良好的形式感和视觉冲击力，从而形成出色的展厅效应。使它成为人们竞相效法的对象。时至今日，书坛风格已日趋多元化，然而追求展厅效应仍然是书家们从事书法艺术创作的重要考量。

第四，三十多年来的不断完善和有效传承，是中原书风不断发展、发扬光大、保持长盛不衰势头的重要原因。当年中原书风形成时的老一代书家，他们不但进行了成功的实践，而且十分重视队伍的建设和作风的传承。河南书法的历届掌门人，从当年的谢瑞阶、张海到现任的宋华平，都在艺术、为人等各个方面为广大书家起到表率的作用，以致河南书法队伍人才不断涌现，互相激励，走共同提高的道路。河南书法队伍多年来形成一种可贵的合力。与此同时，与中原书风相对应的组织形式——河南省书法家协会，虽经数度人事更迭，但能一贯地保持其优良的传统，在推动创作、培育人才、奖励优秀作者、团结广大书家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三十多年，河南省书协在书家中始终保持着极高的凝聚力和号召力，使它在组织书法活动方面有着很高的效率。在现代社会的条件下，这对于一个地域书风的形成、保持和发扬光大是必不可少的条件。

二、中原书风的本质特征

提起中原书风，人们自然会想到雄强、厚重、稚拙、质朴、豪放、博大的风格特征。这些虽然是不错的，但只是中原书风的外在特征。而如果说到中原书风的本质特征，我认为可以用这样几句话来概括。即：取法的广泛性，传承的开放性，发展的包容性，理论的自觉性。

取法的广泛性。如上所言，中原书风大体上继承的是碑派书法的艺术思想，它的取法极其广泛：魏碑、汉隶、秦篆、关东大篆、三代金文、甲骨、楚篆、章草乃至封泥、瓦当文字，皆在取法之列。而且和传统碑派不同的是，中原书风的书家也不排斥从魏晋以后的帖学经典中取法，尤其对于雄强风格的经典如王铎、傅山、黄庭坚、张瑞图、颜真卿、何绍基、康有为等等。和帖派书家单纯取法二王相比，中原书风取法的广泛是显而易见的。

中原书风有意避开“宗晋法王”的传统取法路径，有着自己独特的理性思考，并非来自师承的被动选择。张海先生有诗云：“许身何必效羲献，朴茂雄强亦可宗。博取百家求一是，吉金汉简化封龙”，可以看作是这种理性思考的明确表述。书法在几千年的发展中，给后人留下无数不同类型的经典，也开辟了无限的路径，作为继承者的今人，理应有着“博取百家”的精神，在选择中继承经典，在继承中发展前人，创造新的经典。由于取法的广泛，使得中原书风在雄强厚重的总体风格下，呈现出多姿多彩的面貌。中原书风不是一种单一的风格面目，面是在大目标一致前提下的风格集群。也就是说，中原书风是对数千年深厚书法传统的全面继承。

传承的开放性。中原书风伴随着新时期书法复兴的脚步一路走来，三十年来，已经培养出两三代书家。在河南，书艺传承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师徒间不以个人的书艺风格面貌相授受，也就是说学生并非直接学老师的风格。这一点和外地尤其是江浙一带的传承方式有着显著的不同。当年创立中原书风的老一代书家有些已名满天下，学生多至上百人，但学生中无一人是直接学老师字的。老一代书家教授学生的方法是指导他们临习古典，从传统经典中去选取范本，而且根据各人的不同情况指导他们临习不同的风格。他们教出来的学生，其风格不但和老师不同，而且互相之间也各各不同。这种传承方式使中原书风保持着足够的开放性，有效避免了艺术风格的“近亲繁殖”和“传承退化”。

发展的包容性。中原书风坚持雄强厚重的风格立场，但并不排斥娟秀清丽风格的作品；中原书风以取法魏晋以前的书法经典为主，但对于王羲之也满怀景仰之情，二王一路的书法经典也经常成为他们的取法对象。在这方面，中原书风表现出可贵的包容性。

在当今书坛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一些帖派风格阵营的人对碑派的感情比较复杂，有冷眼，有不屑，有愤愤不平，有人则认为根本不存在民间书法，或民间书法毫无经典可言，更有甚者，认为篆隶金甲碑版只是“非书法”的文字遗存。然而碑派风格阵营的人却未见攻击帖派，反而主张习碑的人也要向帖派经典学习。河南本是碑派重镇，然而在河南，二王经典也备受尊崇。不但年轻一代书家的头脑中没有碑帖两派截然对立的概念，而且老一代书家在教导后辈时，也经常告诫他们要临习二王，从帖派的丰富笔法中去汲取营养。这一现象是十分耐人寻味的。

这种包容性会不会使中原书风逐渐失去自己的风格特征？我认为不会。因为中原书风的书家有自己的风格基调。他们生活在河南这块质朴厚重的中原大地上，有着与生俱来的朴拙与豪放，他们写出来的二王、米芾、黄庭坚，与南方书家有着不同的味道。惟其如此，才能保持书坛风格的多样性。

理论的自觉性。中原书风从一开始就有着理论的自觉。在书法复兴初期的老一代书家中，就不乏理论与实践兼优的书家如周俊杰、李刚田、李强等。他们在创立中原书风的同时，也在理论上不断探索，把河南书法放在全国书法的大背景下来考察。周俊杰、李强于八十年代中期提出的“书法新古典主义”为中原书风作了明确的风格定位和有力的理论支撑。作为中原书风的领军人物，张海先生也比较关注书法理论，并不断提出一些贴近创作的理论命题，如“沉入经典”、“代表作的思考”等。对中原书风的发展给予理论指导。理论的自觉像一面旗帜，号召引领着中原书风作者群沿着既定的目标不断迈出坚实的步伐。

河南书法二十多年来，始终在全国居于领先的位置。从1990年第四届全国书法篆刻展至今，河南作者在全国重要大展大赛中入选、获奖数量始终居于第一、第二的位置。至今举办的三届中国书法兰亭奖，创作奖第一名都是河南作者。这恐怕不是偶然的。

三、中原书风和中国书法的创造精神

汉字书法艺术是伴随着汉字的出现而产生的。书法艺术已经有将近四千年的历史。四千年来，文字经历了创立、完善、改良、规范的漫长历程，书法艺术也曾经历数度变革，但其精神是承传有续、一脉贯通的。文字学家能为我们讲清四千年前的甲骨文如何演变成今天的形态。而历史上的各种书体也仍然是今天的书法艺术表现的对象。书法艺术之不同于日常书写，一个最大的区别乃是后者使用的是当下的规范文字，而前者表现的是四千年来的历史文字。

中国书法及其所依据的汉文字，充分体现了中国人的创造精神，换言之，中国书法是创造精神的产物。康有为云：“以人之灵而能创为文字，则不独一创已也。其灵不能自已，则必数变焉。故由虫篆而变籀，由籀而变秦分，由秦分而变汉分，由汉分而变真书、变行草，皆人灵不能自已也。”（《广艺舟双楫·原书第一》）四千年的书法史，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以汉魏为界限，以前的书法史充满着创造精神。由于文字的变动不居，书法的体式也始终处在探索的过程之中。故这一阶段不但书体繁多，风格林立，而且各种技法也在广泛的孕育之中。汉魏以后，汉字基本定型，书体也大体趋于稳定，书法的任务自然就由体式、技法的创造转变为人文内涵的构建。东晋文人书的出现，标志着这种人文精神构建的极大成功。以兰亭精神为代表，书法实现了“人化”的转型；以书法表现人的精神、品格、襟怀、理想，使书法艺术得到精神升华。自魏晋以来，人文精神占据书坛的主导地位，书法以东晋二王书法为最高典范，历代书家以各自的理解和不同的方式对兰亭精神进行演绎。宋代以后，人们把以王羲之为代表的书法经典名作汇刻成帖，作为习书的范本，因此这种充满人文精神的书法流派被称为帖派。

纵观四千年书法史，书法这门艺术靠两种精神支撑着：创造精神和人文精神。前期的书法史，充满着创造精神；后期的书法史，充满着人文精神。如果说在前期，书法艺术以主要精力关注体式、技法的草创而来不及关注人文内涵的构建，从而使早期书法的人文精神略显不足的话，那么，东晋以后由于文字的成熟定型，创造的动力不足，书界以主要精力关注书法艺术人文精神的构建，而显得创造性不足。这从帖派的传承方式也可以看出来：帖派是一个相对封闭的体系，在帖派系统内，最高典范是1700多年前的王羲之。从理论上讲，帖派书家是不可能超越王羲之的。有一个极端的说法：书法终止于1700年前。这可以看作是帖派创造性不足的一个典型表征。耐人寻味的是：这种说法恰恰来自帖派内部。

其实，中国书法要发展，这两种精神都是不可缺少的。没有人文精神，书法将失去其人文艺术的主要特征和传统文化的深厚内涵；而没有创造精神，书法艺术将停滞不前。

中原书风不是一个简单的地域书风，它代表的是中国书法的创造精神，从魏晋以前非经典的书法素材取法，往往是一条充满风险和挑战的学书之路，而要把民间书法打造成当代经典，则更是需要卓尔不凡的创造精神和高屋建瓴的卓越见识。中原书风的碑派先辈们在这条充满荆棘乱石的山路上伐木开道，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开拓之路犹漫漫而修远。

中原书法面临的挑战是巨大的。从上古时代的民间书法取法，成功率相对较低，要把古代民间书写的遗迹打造成经典，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中原书风的传承方式固然有开放性的优点，然而一种经典风格的形成往往需要几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师徒间风格完全不相承袭，是否有利于艺术风格的精细化？而理论队伍的后继乏人，书法高等教育的相对薄弱更是对“中原书风”进一步发展的制约。笔者认为，中原书风要取得更大的发展，必须认真总结经验，弄清自身的弱点和不足，并虚心向帖派学习，借鉴他们的成功经验，尤其需要致力于书法人文精神的建设。好在中原书风的新一代书家已经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并付诸实践。中原书风不断实现新的跨越是值得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