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和群体的互动与影响——以“江浙书风”和“中原书风”的崛起为例
个体与群体之间的互动与影响，表现方式亦很复杂多样。从历史上来看，唐太宗李世民作为当时社会的最高统治者和一位优秀的书法家，他因为自己极为爱好书法，便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如开设“弘文馆”、创立“书学”、制定“以书取仕”政策等等，可以说为当时社会书法的兴盛做了有益的铺垫。唐代书家辈出，群星灿烂，书法艺术在历史上形成了一座后世难以跨越的高峰，这无疑与这位“一代明君”的大力倡导关系甚大。当然，他作为封建帝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这自然属于一个比较典型的特例。但不可否认，在那样的社会风气影响下，当时活跃于书坛的几位书法大家也就自然而然地得到了当时社会的极大尊敬和重视，像欧、虞、褚、薛、张旭、颜真卿、柳公权、怀素等可谓影响一代（此处说“一代”只是方便说明当时的情况而已，其实他们都是影响百代的大书法家），他们虽然活动年代各有差异，但他们之间却存在有既互相独立又互相影响的微妙关系。在他们的各自的周围，也有很多人受到他们的影响和带动。鉴于大家对那一段书史都比较了解，此处就不再展开论述了。再比如在北宋时期，欧阳修经过自身努力，成为了当时的文坛领袖。他本人也是书法家和书法理论家，但“在书法史上，欧阳修的功绩主要在书法理论的建树方面。是宋朝建立后百余年，真正对日益衰弱的书法现状产生强烈的忧患意识并不断呐喊的第一人，就是这位深谋远虑的政治家与身体力行的文学家，在推行古文运动的同时，对书法的改革愿望也是很迫切的。虽以书法自娱，却对书法的诸多问题提出了深刻的见解。他周围的蔡襄、唐询、苏舜元兄弟、文彦博、韩琦、刘敞等人都在他带动下研习书法，形成了探讨书法的良好气氛。”【1】苏轼就是在欧阳文忠的大力举荐下脱颖而出的。欧公对才华横溢的苏轼极为欣赏，在《与梅盛俞书》中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2】他称苏轼“学问通博，资识明敏，文采焕然，议论蜂出。其行业修饬，名声甚远”。【3】欧阳修大力荐贤，保举苏轼，其真情识见和胸襟度量由此可见一斑。继欧阳修之后，苏轼领袖群伦，文章、诗词、书法为一时之冠，彪炳后世，他不但影响了当时的文坛书界，也对北宋之后的文学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他为首而形成的宋代“尚意”书风，在整个书法史上占据着无可替代的位置。
二、地域性个体与群体的互动与影响
当代书法的地域差别已经和历史上曾经有过的那种情况大有不同，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一种趋同的趋势。一是因为科技昌明带来的信息传播的便捷迅速和全国性展览的持续举办；二是当代社会总的文化心理和审美观念的影响。前者使我们的学习生活空间和介入社会的方式越来越雷同化，后者使我们的书法艺术理念、审美趣尚表现为南北兼容、碑帖结合。但尽管如此，因为地理环境、人文风俗和个体气质、性格差异的不同，南北书风还是在客观上存在一些细微的区别。通观目前全国书坛，形成一定的地域特色的有“海派书风”、“江浙书风”、“中原书风”、“辽海书风”、“巴蜀书风”等。这些地域书风既有总体上融合统一的一面，也有保持一定自我特色的一面。下面以展览文化兴盛30年以来的“江浙书风”和“中原书风”为例，进行一些具体的分析：
一个地区、一个省、一个大的区域乃至全国的书法艺术事业的发展，离不开优秀个体的影响。而围绕优秀的个体，又会产生新的优秀个体，多个优秀个体则会共同组成一个相应的优秀艺术群体。而一个或多个优秀个体和小的优秀艺术群体则会影响和带动一个地区、一个省、一个大的区域乃至全国的整体发展。反之，大的社会艺术环境、风气又会影响每一个已有的和新出现的艺术群体与艺术个体。这种变化规律在信息传播落后的古代并不十分明显（但并非不存在），而在科技昌明、信息传播便捷迅速的当代，无疑是极为直接而又突出的。协会组织、展览、出版（包括书籍报刊）、网络共同缩短了艺术个体之间的距离，使得他们的交流、借鉴和互相影响日益加剧和明显。对此，有人较为片面地认为，在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和影响下，“地域书风”体现出一种不够突出的局面，书家之间近亲繁殖，导致风格雷同等等。而笔者认为，这些情况尽管是客观存在，但并非绝对，因为任何时代的具体事务的具体发展，尤其是书法，它必然有一个自然调节的适应与转换过程。
由于地域分布的不同，人文环境以及书家个体气质、修养、学力、见识和艺术观点等等的不同，书家个体之间、书家群体之间以及“地域书风”之间，尽管互相之间具有一定的艺术上的共通性和影响力，但客观上还是存在一些具体而细微的差别。即使这种差别一开始还不甚明显，但随着个体和群体艺术思想的进一步走向成熟，经过一番较长时间的自然筛选与淘汰之后，凡是能够适应并顽强生存下来的艺术个体和艺术群体，他们之间的差异将会越来越突出而明显。这也是符合书法艺术发展的根本规律的。
一、关于展览竞争和谁能进入当代书法史
当代书法由于生存环境和展示方式与古代有着很大的不同，因此在价值观念和取法方式方面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也就是说，当书法作为视觉艺术在新的历史阶段进入了一个转型时期，书法家为了使自己的创作成果和自身价值得到社会的充分认可，就必须首先考虑让自己的审美和创作理念最大限度地适应展览文化的特殊要求，作品既要具备较强的“视觉冲击力”，又要具有较深厚的传统功力、自我艺术风格和较好的文化内涵。而实际情况是，除了一少部分书家能够基本达到这一综合目标之外，更多书家的作品只是具备其中的一部分条件，即其作品有一定的“视觉冲击力”，传统碑帖的临摹（理论水平姑且不论）功底基本过关，稍具个人风格，但文化内涵普遍不足。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具体表现为：一是个体的天赋、艺术才情因素；二是师承取法因素（这一因素比较复杂，比如老师的水准以及社会地位的高低和在书界的影响等等）；三是个体知识结构、文化修养因素；四是学习、研究书法的时间（长短）因素；五是心理因素（比如艺术观念、创作理念和急功近利心理等）。上述五个主要因素对一个艺术个体的成长起着极为关键的作用，推而广之，也必将对围绕某一个体所形成的小的艺术群体和这个艺术群体所在的区域的整体发展造成一定的影响。
以历史的眼光来看，（书协会员意义上的）书法家必须时刻保持冷静而清醒的头脑，要懂得展览竞争在某种意义上而言，只是艺术个体介入社会的一种手段和特殊方式，并不是从事书法研究的终极目标。优秀的书家应当树立远大的人生理想和奋斗目标，要既能把握正常的生存需要，又不为一时之名利所困。在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无视展览文化的存在和有意无意地“逃避现实”，实际上也并不有利于自身的发展，但如果过于纠缠于锣鼓繁密、层出不穷的社会活动和世俗纷扰，缺乏必要的自身恒定力，也会造成自身艺术追求的搁浅甚至夭折。
目前书坛的基本格局是，书法活动是采取以全国性的书法家协会和各省书法家协会统一协调管理为主要方式进行的，还有一些艺术机构（如中国美术馆、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书法院等）、民间社团（如西泠印社、沧浪书社、友声书社等）以及专业媒体，在书法展览和学术活动开展方面也各自都有一定的自身优势。我们大家都有一种感觉，那就是在某种程度上，目前一些比较权威的展览实际上客观存在着一种导向作用，这种作用是不以哪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书家之间的近亲繁殖和“风格撞车”现象是在所难免的。其实，这也是书法从过去的文人士大夫的书斋雅玩转化为“全民式的书法运动”，书法人口和书家队伍急剧增大之后的必然结果。试想，让如此之多的（书协会员意义上）的书法家在并不很长的生活时段里人人保持“风格独立”，显然不太现实。因此，任何一个时代的书家及其作品，都会经历一个自然筛选与淘汰的过程。直到最后所保留下来的那一部分，才有可能进入历史（至于其在书史的地位高低和影响大小，姑且勿论，因为这不是我们现在所能掌控和预测的）。事实上，一个时代如果能够有十数位或至多数十位书家能够幸运地走进（当代）书法史，就已经是一个很值得乐观的数字了。
纵观书史，从三国魏晋时期、到唐、宋、元、明、清诸朝，书法都有一个或大或小的鼎盛期，在这些历史时段，从事书法研究的文人士大夫和民间书手应该不在少数，但在书史上留名并对后世形成一定影响的也不过十数位或数十位而已。
但是，当代书坛毕竟有很多值得我们加以肯定的优势和特色。从取法上而言，表现为南北互补，碑帖兼容；从创作观念而言，表现为注重深入传统（这里的“传统，其实质内容要比历史上任何时期广泛而丰富），倡导突出时代特色（即社会的时代主旋律）、表现自我，突显个性；从介入社会的方式上来讲，表现为展览竞争、出版书籍、雅集交流、媒体宣传和参加作品拍卖等；从学习和教育方面而言，表现为自学（借助有关书籍、报刊、网络、展览作品和影像资料）、私塾式授徒、书法协会、书画院以及其它书法机构的集中培训、专业艺术学院的专业教学等等；从组织形式上，则表现为官方组织（书法协会、书画院）和民间自由组织（如雅集、各种类型的社团等）两种形式。各种现象充分说明，当代书法人的生存和活动方式的丰富性和多层次性，很多形式都是过去社会所没有的。今天，我们拥有这些，在很大程度上为大家学习研究书法和有效介入社会提供了各方面的便利。只要能够科学合理地加以开发利用，无论是对艺术个体的成长还是群体及区域书法乃至全国书坛的整体发展都是十分有利的。
个体与群体之间的互动与影响，表现方式亦很复杂多样。从历史上来看，唐太宗李世民作为当时社会的最高统治者和一位优秀的书法家，他因为自己极为爱好书法，便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如开设“弘文馆”、创立“书学”、制定“以书取仕”政策等等，可以说为当时社会书法的兴盛做了有益的铺垫。唐代书家辈出，群星灿烂，书法艺术在历史上形成了一座后世难以跨越的高峰，这无疑与这位“一代明君”的大力倡导关系甚大。当然，他作为封建帝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这自然属于一个比较典型的特例。但不可否认，在那样的社会风气影响下，当时活跃于书坛的几位书法大家也就自然而然地得到了当时社会的极大尊敬和重视，像欧、虞、褚、薛、张旭、颜真卿、柳公权、怀素等可谓影响一代（此处说“一代”只是方便说明当时的情况而已，其实他们都是影响百代的大书法家），他们虽然活动年代各有差异，但他们之间却存在有既互相独立又互相影响的微妙关系。在他们的各自的周围，也有很多人受到他们的影响和带动。鉴于大家对那一段书史都比较了解，此处就不再展开论述了。再比如在北宋时期，欧阳修经过自身努力，成为了当时的文坛领袖。他本人也是书法家和书法理论家，但“在书法史上，欧阳修的功绩主要在书法理论的建树方面。是宋朝建立后百余年，真正对日益衰弱的书法现状产生强烈的忧患意识并不断呐喊的第一人，就是这位深谋远虑的政治家与身体力行的文学家，在推行古文运动的同时，对书法的改革愿望也是很迫切的。虽以书法自娱，却对书法的诸多问题提出了深刻的见解。他周围的蔡襄、唐询、苏舜元兄弟、文彦博、韩琦、刘敞等人都在他带动下研习书法，形成了探讨书法的良好气氛。”【1】苏轼就是在欧阳文忠的大力举荐下脱颖而出的。欧公对才华横溢的苏轼极为欣赏，在《与梅盛俞书》中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2】他称苏轼“学问通博，资识明敏，文采焕然，议论蜂出。其行业修饬，名声甚远”。【3】欧阳修大力荐贤，保举苏轼，其真情识见和胸襟度量由此可见一斑。继欧阳修之后，苏轼领袖群伦，文章、诗词、书法为一时之冠，彪炳后世，他不但影响了当时的文坛书界，也对北宋之后的文学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他为首而形成的宋代“尚意”书风，在整个书法史上占据着无可替代的位置。
二、地域性个体与群体的互动与影响
当代书法的地域差别已经和历史上曾经有过的那种情况大有不同，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一种趋同的趋势。一是因为科技昌明带来的信息传播的便捷迅速和全国性展览的持续举办；二是当代社会总的文化心理和审美观念的影响。前者使我们的学习生活空间和介入社会的方式越来越雷同化，后者使我们的书法艺术理念、审美趣尚表现为南北兼容、碑帖结合。但尽管如此，因为地理环境、人文风俗和个体气质、性格差异的不同，南北书风还是在客观上存在一些细微的区别。通观目前全国书坛，形成一定的地域特色的有“海派书风”、“江浙书风”、“中原书风”、“辽海书风”、“巴蜀书风”等。这些地域书风既有总体上融合统一的一面，也有保持一定自我特色的一面。下面以展览文化兴盛30年以来的“江浙书风”和“中原书风”为例，进行一些具体的分析：
1、江浙书风之渊源。这里的“江浙”并非仅指江苏、浙江，而是泛指江淮流域。由于自古以来，江浙就是人杰地灵，英才辈出之地，山川灵秀，民俗风雅，社会风气使然，故书法家甚多。展览文化盛行30年以来，江浙更是在很多著名人物的影响下捷足先登，江淮流域各省市，书法氛围普遍良好，书家队伍齐整，创作实力较强，尤其是江苏和浙江显得更为突出。首先，他们占有地域优势，历史上书法篆刻名家众多，书迹留存到处皆是，再加上南京艺术学院、西泠印社等的存在，客观上为本地的书法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曾经活跃于江淮一带的萧娴、林散之、陈大羽、费新我、高二适、沙孟海、陆维钊、诸乐三、郭仲选、刘江等先生可谓深具影响，尉天池、朱关田、华人德、言恭达、曹宝麟、王冬龄、陈振濂、徐利明、苏金海、马士达、孙晓云、马士晓、鲍贤伦等紧随其后，以他们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书家群体和人才方阵。这些书家大多身兼多能，在书画篆刻和理论著述以及教育教学方面都具有独到的造诣，他们对推动本地的艺术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各自的贡献。他们之间既互相独立又相互影响，每个个体和由此形成的群体又在不同程度上对本地以及外界产生影响。他们注重学术研究和培养后备力量，在这种前提下，受他们影响和直接提携栽培的后起之秀，大多也能够具备较全面的艺术修养。老中青三代形成了一个承传有序的书法人才梯队，有力保障了当地书法艺术事业的健康持续发展。
因为地域环境和历史渊源，江浙书风尤重法度，笔法表现比较柔婉细腻，章法和作品形式颇为讲究，用“精致”和“精巧”似可概括。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一种“小桥流水”般的诗情画意。但在“碑帖兼容”的时代审美风尚作用下，他们的书风也兼具北方书风的雄强与大气，只不过根据个体性格、气质等等的不同，必然存在相应的个体差异。如尉天池的雄肆奔放、朱关田的含蓄内敛、言恭达的拙朴豪迈、华人德的静远幽深、曹宝麟的古雅理性、王冬龄的雄浑畅达、陈振濂的儒雅潇洒、徐利明的振迅天真……他们各自的书风都有自身的理论认识和艺术主张作为支撑，具有独立的思想基础，这和普通意义上的个体书风有着本质的不同。这些书法家在进行辛勤刻苦的创作实践的同时，大多长于理论研究，且各自有着不同的学术主攻方向，同时又是大学里面的教授，他们的创作与理论成果能够在第一时间内在社会上得到及时的推广和检验。他们自身在从事书法教育工作当中，对培养对象产生影响的同时，其学生的一些特殊思维和表现又会反过来促使自己作进一步的调整和思考，从而收到教学相长的理想效果。这种由创作展示、理论研究、学术交流、书法教育四位一体的书法实践，无疑对全面推广和不断提升地域书风具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上述分析可知，江苏、浙江之所以能够成为名副其实的书法大省，根本原因正在于此。老中年书家在继承前辈书家的基础上又各自有不同的发展，青年一代在他们的影响、培养、带动下，从一开始就能够有一个比较高的起点，学习上有一定的方向性，在学书理念和临创方法上不会走过多的弯路。因此，他们自身存在的优势显然是不言而喻的。当然，他们也有自己的局限，只是这种局限和其优势相比起来，要比其他落后地区作者所面临的问题要小上许多。
2、中原书风之崛起。“中原”特指河南，河南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期，书法整体实力在全国属于中等偏下水平。但在80年代中后期突然在全国书坛崛起，出现了很多颇具社会影响的老中年书法篆刻家，并持续推出了一批青年人才，在全国大展上的入选获奖人数一直呈上升趋势以致名列前茅，一跃而成为全国的书法大省，这种看似偶然的现象当中具有着很多必然因素。其中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河南书法的组织工作得力，激励机制完善，书协领导人的思想开放，观念意识超前。
中原的地理风貌和人情风俗不同于江淮流域，书法历史渊源也迥然有别。建国以来至80年代初期，在全国书法界较具影响的书法家可谓屈指可数，不过谢瑞阶、李逸野、桑凡、陈天然等数人而已。当时的张海、周俊杰、李刚田、王澄、刘顺等正值盛年，还处在不断发展的修炼期。由于历史原因，河南书法的发展与江浙一带相比起来，社会基础相对薄弱。但这既是不足，也是优势。原因是很少有历史积弊形成的障碍，好比建楼，拥有一片空地，只要有了好的主持策划，蓝图一旦描绘，即可付诸实施，拔地而起，横空出世，反而少了许多拆迁带来的麻烦。
平心而论，中原具有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历史上的书迹留存分布甚广，安阳殷墟、孟津王铎故里名闻遐迩。这对中原书风的形成奠定了人文基础。甲骨文书法、王铎书风在河南的一度盛行就是明证。中原人物具有粗犷豪放的性格，多种因素交相融合，就形成了古拙质朴、雄强霸悍的主导书风。但如果只凭这些个体单个的努力，河南书法决然不会迅速在全国书坛异军突起。
前文已经提到，河南书法的崛起，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它有一个组织得力、团结向上的书协领导班子。“1980年5月，河南省书法家协会成立，当时还不满40岁的张海被调入省书协，从此，张海在人生旅途上开始了一个新的起点，同时也预示着河南书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书法家协会这一艺术组织的成立为书法事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保障，而驻会人员的素质又决定了一个地区书法的命运。”【4】张海果然不负众望，他和周俊杰、李刚田、王澄、宋华平几位精诚团结共同磋商，为河南书法的发展制订了一系列的长期性规划，克服种种意想不到的困难，一心为大家服务，此后由省书协牵头的重大书法活动一个接着一个，从“国际书展”到“墨海弄潮展”、“中原书法大赛”，从“河南百人书法作品集”到“中州学人丛书”等等，这一系列活动的成功举办，大大提升了河南书法的人气，也有效加强了河南书坛在全国的影响。他们还着手创办了河南书法函授院和《书法家》《书法博览》等刊物，为本省和外地培养了大批的书法人才并提供了交流学习的平台。他们还接连不断地邀请书法名家到河南讲学，为本省作者和名家面对面请教学习提供了便利。他们还承办了几次中书协主办的全国大展、书学讨论会，使河南作者有机会亲临观摩、聆听教诲，从各个方面有力地促进了河南书法的发展。河南书坛涌现出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青年书法人才，突出者如胡秋萍、许雄志、谷松章、米闹、张建才等等。
创作和教育之外，河南在书法理论方面也极为重视，张海、周俊杰、李刚田、西中文、王澄、姜寿田等都擅长理论研究，尤其是张海、周俊杰、李刚田、西中文的书法理论在全国形成了很大的影响，这既对自身的全面发展十分有利，也对提升河南乃至全国的书法理论品位具有实质性的推动作用。河南书协设立书法奖励基金，对取得突出成绩的作者实施重奖，客观上对书法人才的不断产生起到了有效的激励作用。可以说，是张海先生影响了周围的同志，而大家又共同促进了河南书法的整体飞速发展。另外，河南创办的一报一刊：《书法导报》和《青少年书法》也使得河南具有强大的宣传优势，对本省书法的发展作出了极大的贡献。河南书坛的迅速崛起也对全国书坛的整体发展起到了一个启示和促进作用。个体与群体之间，群体与整体之间互相影响、共同作用，所生发出的力量是不容低估的，这种影响既有来自书法本体之内的，也有来自书法本体之外的，内外合流，相互交错，中原书风的形成便势在必然。
中原书风以篆隶为主，兼及行草，以雄浑朴拙、开张大气为主要特征，是特殊的地理、人文环境和领军人物的综合影响关系甚为密切。张海、周俊杰、李刚田擅长篆隶行草，兼有理论专长，又都是目前全国公认的大家，他们对河南以及全国书法的个人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河南模式，引人深思。
3、个体和群体之间的互动与影响的几种具体表现方式：（1）艺术观念影响。艺术观念是艺术家总的思想观念支配下产生的指导研究创作行为的特殊理念，这种理念的好坏对研究创作的成功与否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一个优秀的艺术个体，必然具备正确的艺术观念，这一个体在对其他个体乃至由此产生的相应群体发生作用的时候，其中最关键的就是艺术观念的影响。对受影响者而言，接受正确的艺术观念引导，可以使其入门正、起点高、见效快，具备成就大器的可能性；反之，则影响越深误入歧途越远，范围愈广，受误导的个体越多，副作用越大。（2）作品的影响。书法作品是作者艺术观念指导下的创作水准的具体体现，一个在一定区域内具有影响力的艺术个体所创作的作品，必然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周围的其他个体，即使这个具备影响力的个体一再申明不可学自己的东西，但事实上这种影响还是客观存在的。古人的作品可以取法，时人的也未尝不可，但许多历史事实表明，真正好的作品可以启发他人，使他人不同程度受益，而平庸之作则只会误导他人。（3）道德品质及社会声誉的影响。古人云：“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只有真正“德艺双馨”的老师才可以教出优秀的学生，“见贤”方可“思齐”，然当今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品学非佳而好为人师者多矣！此非为“传道、授业、解惑”，实为“搂钱”，误人子弟在所不惜。而好的老师则可以既授之以“业”又传之以“道”，使其“不惑”。且“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会成就大才。孔门“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并非虚妄之言。
反之，由优秀个体组成的优秀群体，也会进一步为个体提供便利，促使其成就大业。新的艺术个体一旦进入这样的优秀群体，也就意味着已经看到了前路的光明。
本文之所以以“江浙书风”和“中原书风”的崛起为例来进行表述，就是源于这两种书风所在的区域，他们的整体书法事业已经步入了一个良性循环的发展轨道，从指导思想、组织方式、学术理念、创作观念、教育模式、市场介入等各个方面都探索出了许多先进的经验，他们对待书法绝不是单一的，而是立体的、交叉的、综合式的，因此，值得借鉴。
三、从某些书法落后地区带来的思考。
从全国来讲，还有很多书法整体实力绝对和相对比较落后的省份。这些省份既有自身的优势，也有很大的欠缺。有的省份历史积淀较深厚，但目前深具影响的书家不多，形不成一定的群体优势。有的省份，书协主要领导人要么自身艺术水平有限，要么就是缺乏战略眼光，没有出色的胆识和魄力。或者想发展而不知如何发展，或者自己不思发展，也妨碍群体和全省的发展。无工作能力又占据主位，又不肯提携后进和允许他人放手去干，十数年甚至数十年一贯制，原地踏步，固步自封。这些书协领导，看到他人出成绩，表面上夸奖赞许，骨子里妒贤嫉能，有意无意中排挤打击是司空见惯之事。他们只看到自身的一些眼前利益，只管自己不失时机地大捞好处，全然不顾整体的发展。“在其位而不谋其政”，是不折不扣的“书法土财主”。所谓“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严重阻碍着本地区书法事业的健康有序发展。这种情况在地市级基层书协当中表现得比较普遍。无怪乎很多有志之士大多远走他乡异地寻求发展，实际上这既是一种明智之举，也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对于这个具体地区的书法事业而言，这种不作为的书协领导人一日不退位，而既有水平又有办事能力的人不被推上台，则毫无突破发展之希望。
结语。综上所述，便会得出一个结论，即艺术个体与群体乃至区域整体之间的互动与影响，是多层次、多角度、多方位的，尤其在当今展览文化背景下，这种互动与影响表现得更为明显而直接。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之下，书法人只关注书法本体已经远远不够，要想获得较大的发展和生存空间，还必须关注本体之外的诸多因素，两者互为制约，缺一不可。对个体而言，书法人不能只会“写字”，要讲求综合素质的全面修炼；对一个群体而言，一个优秀的个体的作用和意义不容忽视，优秀个体可以影响周围的人成为新的优秀个体，多个优秀个体又会形成一个新的优秀群体，而优秀个体和群体的产生又会直接影响和带动区域整体的书法发展，区域整体书法的综合发展又将对促进和推动全国书法事业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这是一条铁的历史规律，不可逆转。在市场经济和展览文化的特殊背景下，对于那些书法落后地区而言，首先从组织工作方面入手，以获得“突破口”，应该是寻求整个地区书法事业健康有序发展的一条可行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