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中央十七届六中全会已经吹响了建设文化强国的号角，提出了新形势下推动中国文化大发展的战略及思路。肩负中国建筑文化传承使命并非仅仅如此，还有大量工作要深化，其中熔铸建筑的批评之魂是学术界、媒体界应着力改进的。

党中央十七届六中全会已经吹响了建设文化强国的号角，提出了新形势下推动中国文化大发展的战略及思路。但几个月来，我发现在呈现的文化发展状况中尚存不全面乃至曲解之处，主要表现在：多元文化的中国，文化发展及策划上更多地集中在文艺演出上，在不少省市的文化创意策略中竟用文艺等同文化；某些大中城市提出口号，要当好文化改革的排头兵，要建成国际文化大都市，但纵观其战略至少未将城市设计融入其中；在中国现有几大城市举办的设计节上，具有创意和文化内涵的建筑设计很少涉入，甚至有些地方竟错误地认为这又将给中国带来一个文化基础设施建设高峰，“假古董”建设又有苗头，以致圆明园复建讨论又提上议程……面对如此城市文化建设上的新问题，我认为有必要站在国家文化大发展的整体层面去解读建筑文化与创意设计的地位与作为，不如此中国建筑设计与文化建设就将失去自信和话语权。

由纪念梁思成110周年学术活动获得的启示

2011年12月8日~9日在“纪念梁思成先生诞辰110周年学术论坛暨中国文物学会传统建筑园林委员会第17届年会”上，众多专家结合中国建筑文化的世界地位、建筑文化的发展趋势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及观点。国家文物局原局长单霁翔以“20世纪遗产的抢救性保护”为题发表论述，在论及国内外关注20世纪遗产保护的理论与实践后，特别强调了在国家倡导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当下，纪念梁思成先生诞辰110周年更有当代建筑文化意义。中国著名文物专家谢辰生在发言中引用了列宁的话“纪念伟大节日，应注意尚未完成的任务上”。他列举了当前在城镇化建设上文化及历史信息遭破坏的现实，严肃地批评了国内部分城市要复建“古董”的作法，指出要从本质上理解“六中全会”的内涵，全面恢复已成历史遗迹的项目及违反《文物保护法》的种种建设行为，同样是“国耻纪念地”就不该再有“保护性破坏”行为，因为记住耻辱比怀念辉煌更重要，这些都是“六中全会”给国人留下的精神，不可曲解。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历史所孙大章研究员认为，纪念梁思成就要学习他的精神。梁思成作为优秀的中国公共知识分子，他的建筑文化观始终围绕社会、普惠公众，所以在理解中国文化大发展时要有高度，要自觉将梁思成的建筑思想与文化现象融合在一起，不可错误及低层次地理解为“中国文化大发展的局面就是文艺大发展”。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朱光亚教授在发言中说，中国文化历史上早已切入营造研究。中国建筑文化的奠基者朱启钤先生及其1929年成立的中国营造学社从一开始即包含着广博的人文类文化视野，它既关注有形的物质遗产，亦不舍弃无形的文化遗产；既立足于国家的遗产保护，又将这遗产纳入到中国文化与文化复兴的种种实践中。在2011年中央提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思路下，重审朱启钤、梁思成、刘敦桢等从高处着眼、从细致入手的，开放而又缜密的研究路线和方略，对于当今开展有目的、专业化的文化建设同样意义深远。这里尤其要说明的是，之所以中国建筑文化要在中国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不仅源于城镇化发展的迫切需求，更来自于城市文化与建筑遗产研究与保护的传承、发展东方之路的需求。因此，由纪念梁思成先生诞辰110周年，我们获得的文化启示正如两院院士吴良镛所言：“梁思成先生早在创办东北大学建筑系时就强调建筑文化，并不止一次地表达中国文化建设的企盼。他本人不仅是旧文化的批判继承者，也是新文化探索的积极推动者。”所以，温故会知新，迎接中国文化的伟大复兴，不可能脱离建筑文化。同样，中国文化要走向世界，更不能没有建筑学人的伟大抱负及其作品、思想的东方意韵。

为什么中国文化大发展体系中建筑文化独具魅力

文化部原部长、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王蒙先生在《北京的文化与记忆》一文中说“文化、文史都是一个积累和记忆的过程，没有记忆就没有文化”。文中，他列举的大量北京城的记忆都有城市变迁问题，都有胡同及四合院作为背景。在这个文史记忆中，建筑的载体作用十分明显。现如今，各类城市文化展涌现，但那些斑驳影像中的文化建筑显影尤其令人关注，任何再崇高的文化理念，也要落实到城市现象、城市生活中。其中，具有本土文化的建筑令人难以忘怀，建筑在这里几乎成为检验城市文化的标志。当下，很难设想一个城市、街区、社区的文化建设优与劣，可以抛开建筑文化不提。中国传统建筑的毁灭与消失虽是旧话重提，但应再提及。据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结果，虽有些传统优秀建筑已纳入抢救和保护名录，但城镇化的推土机仍在荡涤着它们。这里不仅有自然损坏及灾害损毁，还有维修过度乃至翻新错误，更有地产开发拆毁、城中村改造拆毁、城市建设破坏拆毁等情况，突出地表现了城市管理者缺少文化自觉及文化保护意识。据卫星观测，北京有四成文化遗产荡然无存；北京市文物局公布的539座受保护的四合院已拆掉200座。再从当代城市规划、建筑设计的一系列作品看，6~7成的设计作品属模仿和“复制”。我一直在想，为何政府及学术界一再倡导“自主创新”，而设计界就不好好响应呢？本来，个性是设计的第一生命，为什么至今有那么多青年学子仍旧认为设计是西方的，中国根本就没有设计呢？今天的中国设计界怎么了？本该因5000年文明而自豪，为什么缺少了文化自信，一定要让大批外国建筑师（不少二、三流设计者）占据中国的城市市场呢？我认为，单就建筑设计这方面看，宿命式地被处于落后文化的国人，不应自卑自贱、自暴自弃，要在引进并借鉴西方设计师的文化时，亮出中国建筑师文化的底气来。中国的梁思成、刘敦桢、童寯、杨廷宝、贝聿铭等无疑令国人骄傲，更在世界建筑界有一席之地。2011年12月初，我在杭州拜访程泰宁院士。他以其近10年来的多个国内博物馆设计，表达了对中国文化的尊重。他在中国建筑现代化的30年跨越，是其“立足此时、立足此地、立足自己”的建筑精神的一种深刻表述。他的一席话令我感触很深，从中更悟到建筑文化的特殊使命：“……每一次设计过程都应该是一次从发现问题到解决问题的过程，这样我们也许会离思想文化远些，但回过头来会发现建筑与人文正在面前。”这恰恰是中国建筑设计文化要面向公众、深入现场、服务社会大文化的真谛。

我以为，要真正让建筑文化在中国文化建设中独具魅力并发挥作用，要关注建筑文化遗产的现实发展，如：

一、要展示华夏文明的建筑发现与文化。无论是面对历史还是现今的星空，我们要向那些怀抱梦想、不懈探索的中外文化先辈致敬：从张衡按赤道黄道设计出浑天仪，到哥白尼、伽利略们用简陋的望远镜躲在修道院里观察星夜以及终于发现几十年造访一次地球的彗星。同样，中国历史上的建筑大家如李诫的《营造法式》，反映了11～12世纪中国工程图学的科学成就。宋代为我国古代工程制图发展的全盛期，《营造法式》各卷内容如《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所云：“《营造法式》三十四卷，宋李诫奉敕撰，原本颠舛失次……”。从现在看来，李诫及其《营造法式》体现了建筑师和图学家的人文素质，反映了科学技术与艺术结合的必由之路。清代建筑世家“样式雷”家族在世界建筑史及科技史中的不朽地位更不该忘记。

二、要培养中国建筑文化的公众修养。吴良镛院士从提高全社会的建筑理论修养方面强调，中国有辉煌的建筑文化遗产，但理论“富矿”尚待发掘和提炼；中国迄今还未揭示出如李约瑟所指出的中国设计理念的高度条理性、结构性、分析性和综合性；要相信并承认中国建筑文化对于世界建筑文化的发展过程终将是大有作为的。对此，傅熹年院士强调，中国建筑以木结构为主体，采取在平面上展开的院落式布置，并形成独特的建筑体系；研究建筑文化遗产其意义至少体现在两方面：它既是中华民族有能力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证明，又是代表我国优秀的民族建筑文化传统的载体，有助于建筑事业在当前的“世界化”大潮中努力保持中国特色与中国气派，据此要改变“记录”是工程附属成果的观念，并建议使之纳入制度。

三、要营造中国建筑文化传播体系。历史地看，中国流传下来的建筑著作凤毛麟角：隋代的宇文恺建洛阳等，其功甚伟，但可惜记录有限；宋代的《营造法式》虽是官书，其中包含已失传的喻皓《木经》，能解读一些古建筑构造的密码，但毕竟不算是一部理论性著作；明代《园冶》虽属罕见的园林、建筑著作，还对建筑、绘画、文学都有一定借鉴意义，可毕竟不够充分；古代建筑世家“样式雷”的研究整理以及20世纪30年代以来朱启钤及其中国营造学社的功力之《哲匠录》，都有中国古建筑奇巧富丽之赞语，可缺乏系统性，也难免挂一漏万。所以，加大力度对中国古代建筑的抢救式研究、整体式测绘、图文并茂的系统化整理出版已成为一种必然的抉择，出版传播更应成为古代及近现代建筑研究与修复技术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环节。就此，可从建筑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视角建言：凡经工程修复的古建筑、设计建造的新作品都要为历史留下痕迹，这种印记不仅仅是工程报告，更要纳入图文并茂、有分析及创意设计的国家文化遗产出版体系之中。

四、要拓展中国建筑文化的国际影响力。研究建筑文化即建筑与人的生存实践、生存经验及与自然的关系，寻找到可认同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因素。这里不仅有建筑师的文化守望，更有来自公众的建筑文化学习之企盼。要提高中国建筑文化遗产的国际影响力，必须大力推进观念创新、科学创新、展示方法创新、传播手段创新、保护和继承方式创新等。中国建筑及其建筑文化遗产要立足于世界之林，重在要具备有交叉科学研究背景下的文化全球化的视野。从基础学科上看，建筑文化是兼具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文化分支，跨文化建筑传播与文化传播学理论的共同基础是建筑固有的文化性。因此，跨地域的建筑文化遗产传播的国际影响力，重在处理好“国际化与本土化”议题，重在找寻到商业与消费性、娱乐与文化教育性、流行与通俗性、复制与模式化等大众文化的认知点。因为，没有来自中外公众的理解与认知，有深度且真正带来国际影响力的文化传承是很难做到的。反之，缺乏国际视野和社会责任感的建筑文化遗产传承就一定是有愧于历史和时代的。

五、要赋予中国建筑文化的科学之思。文化地理学认为研究文化必须考虑文化的空间分布、空间结构及空间演化等问题；文化地理学着眼于文化，尤其重视文化现象的扩散与变化，从空间和时间的侧面把握文化的动态特征，即历史及地理背景下的文化研究。无论是何种文化扩散及传播方式，它都强化深入了传播模式即建筑文化遗产源地及传播区域、建筑文化遗产传播途径与终止点以及中国建筑文化遗产与国外建筑文化遗产的相互影响及演化形态。更进一步，建筑文化地理学还要完成建筑史学与文化地理学的综合交叉研究，比如涉及建筑考古学、建筑景观学、建筑美学、建筑艺术设计史等方面，对历史和当下都极具启发意义。翻阅2010年中国建筑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史书”，作为践行者，我们在感动发展之快、倾听真挚声音之后，更应竖起信念值得坚守的可贵精神。聚光灯下，城镇化发展日新月异，但缺乏战略眼光的城镇大发展之亢奋是需要诊断的。常言道：人无信不立。我们更以为，没有方向的奔跑是难得幸福的。面对整个社会及城镇化大发展的现状，我们的文化遗产保护及坚守是城乡可持续发展极需的一种文化状态，是中国建筑文化遗产志存高远的发展希望，是培养一批独树一帜、有胆有识建筑文化传承人（研究者、管理者、评论家、媒体人、出版者）的必由之路。

当然，肩负中国建筑文化传承使命并非仅仅如此，还有大量工作要深化，其中熔铸建筑的批评之魂是学术界、媒体界应着力改进的。这不仅仅因为客观公正是建筑文化批评的安身立命之本，更在于只有评论之公允、视角之独特，才有中国文化的正确导向之声，才有作品评价的话语权及公众的真正回馈，也才有文化大发展、建筑创作之繁荣。